财信研究解读7月30日政治局会议：以改革促发展，以加力稳增长

以改革促发展，以加力稳增长

对2024年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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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财信研究院 宏观团队

伍超明 胡文艳 李沫 段雨佳 

核心观点 

一、经济形势：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需求不足和经济分化。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同时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期间的典型特征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运行出现分化带来的阵痛，这将是一个过程。

二、工作思路和目标：长短措施结合，完成5%左右增长目标。会议不同寻常地指出“下半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但同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给出了明晰的工作思路：长短措施结合，高质量发展与短期稳定增长同步并举。中长期目标方面，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以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短期稳定经济增长，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年要坚定不移实现GDP增长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三、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财政方面，落实存量为主，储备增量可期。预计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望提速，投向领域扩围可期；超长期特别国债重在“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有望加快落地；此外调增赤字率、增发国债可能是重要的储备增量政策。货币方面，多措并举加力，结构性工具有望更加给力。为配合财政发力、缓解银行息差约束和资本约束，预计下半年降准概率依旧不低；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实际利率维持高位、美联储或启动降息，预计降息的窗口或仍未关闭；结构性工具方面，将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存量政策落地见效，储备一批惠民生、促消费的增量再贷款工具可期。要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确保各类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四、重点工作：扩内需、提质量、促开放、化风险

（一）扩大内需：以提振消费为重点。会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表明消费是下半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对于如何提振消费，两大方向值得关注：一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重点聚焦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二是以扩大服务消费为抓手，预计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望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支出加码可期。

（二）提质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是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双轮”来驱动科技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并以高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二是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加速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壮大。三是既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行业自律，防止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也要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

（三）促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部署。一是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继续缩减外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二是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通过拓展中间品和绿色贸易，巩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三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一带一路”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机制等。

（四）化风险：持续稳地产、化隐债，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防风险方面，重点领域风险从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银行调整为房地产、地方债务、资本市场三大风险。房地产风险方面，落实前期一揽子稳地产新政策为主，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预计未来将完善优化收购存量商品房的配套政策，加快消化存量库存；同时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优化增量住房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地方债务风险方面，重点在于创造条件加快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主要源于城投平台融资收缩加剧，不利于经济稳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其违约风险上升。预计推动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化债方式均值得期待。资本市场方面，强调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其内在稳定性，主要是为了阻断资本市场低迷和实体悲观预期共振强化，同时发挥其对扩内需、促转型的重要积极作用。预计未来将通过完善基础制度建设、加强预期管理、设立平准基金等方面，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正文

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见附录）。

一、经济形势：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需求不足和经济分化

对上半年经济形势，7月政治局会议做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的判断。对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主要有两点要义：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增多、冲击加大；二是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运行分化特征明显。

（一）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对于外部环境变化，中央早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判断，在最近召开的三中全会决定稿说明中，再次强调“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与今年4月份政治局会议“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表述相比，本次会议强调“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反映外部环境的恶化。

从不确定性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增加，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和2023年中东巴以冲突的爆发，更是提升了紧张程度，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创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高（见图1）。

从外部不确定性对国内的影响看，由于影响渠道多、机制复杂、涉及面广，难以准确量化，但从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美关系紧张的影响看，直观感受比较明显。在经贸层面，WTO数据显示，受地缘关系紧张影响，202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量放缓幅度超过30%，而同期中国、美国与各自贸易伙伴的贸易量并没有明显变化（见图2）。在全球地缘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外部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大概率会继续增多。

（二）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运行分化

对国内经济形势，会议指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会议首提“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这是很中肯和客观的判断。实际上，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持续处于转型期，期间的典型特征就是会议指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运行出现分化带来的阵痛，这将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我们在前期的深度报告中有具体分析，可参阅《低通胀：或是国内转型期的阶段性特征》和《破局需求不足负反馈循环》。

首先，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新动能与传统旧动能增加值体量呈“二八”分化格局。这里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新”经济指标来衡量新动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近些年来我国新动能快速发展，其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15.3%提高到2023年的17.7%（见图3）。因此，目前我国新旧动能大体呈“二八”分化格局。预计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该比重会逐步变成“三七”、“四六”甚至更均衡的状态，但这应该是一个过程，并且时间不会太短。

其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运行分化是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的阶段性特征。新旧动能的“二八”分化格局，意味着即使新动能快速发展，也难以填补80%传统旧动能收缩留下的需求缺口，经济增速下降难以避免。同时，在经济转型初期，大部分产业和就业人员仍然主要集聚在传统动能领域，因此旧动能的收缩，一方面会直接导致需求不足，如信贷、消费、投资需求增速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需求不足会反过来强化预期转差和信心不足问题，导致居民、企业微观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收缩，使经济增长内生动能下降，最终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陷入“资产缩水、收入放缓、支出下降”的负反馈循环（具体分析可参阅深度报告《破局需求不足负反馈循环》）。旧动能收缩越快，阵痛感越强，经济分化越明显。在时间不会太短的转型期，宏观政策在加力培育新动能的同时，也应稳定或减缓传统动能的收缩速度，以减轻社会的阵痛感和稳定预期信心。

二、工作思路和目标：长短措施结合，完成5%左右增长目标

对于下半年的任务，会议不同寻常地指出“下半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但同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如何完成任务，会议给出了明晰的工作思路：长短措施结合，高质量发展与短期稳定增长同步并举。

（一）工作思路：以改革促发展，加强逆周期调节

1、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近期召开的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以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会议要求“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为“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破产退出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防止和纠正一些地方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这些举措均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偏重实现中长期目标。

2、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为稳定短期经济增长，会议提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且“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不难预见，下半年宏观政策是积极给力、托底经济增长的。

（二）目标：坚定不移实现全年GDP增长5%左右

今年一、二季度GDP分别增长5.3%、4.7%，上半年累计增长5.0%（见图4）。根据会议要求，今年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经济增长方面，要完成全年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意味着下半年GDP增速应该不低于5%左右，最好是超过5%。从高频数据看，稳增长压力仍然较大，主要是部分传统动能下行压力较大，尚未企稳。如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后的筑底阶段，能否止跌企稳尚待观察；制造业景气指数PMI连续3个月处于50%的荣枯线下方等。但根据会议“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的要求，预计下半年宏观政策有望托底经济增长，实现全年目标。

三、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面对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的基本面环境，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并明确“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表明下半年宏观政策加力是主基调，增量政策适时推出可期。

（一）财政政策：落实存量为主，储备增量可期

在上半年财政发力偏慢的情况下，会议继续强调“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表明用好存量政策空间仍是财政加力的重要抓手之一。此外，增量政策储备方面，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调增赤字率均是可能的加力举措。

一是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望提速，投向领域扩围可期。一方面，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累计发行约1.5万亿元，尚有约2.4万亿元额度未发行使用，落后于去年进度逾20个百分点（见图5），下半年加快发行使用的空间较大。另一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预计这一政策有望在下半年落地。专项债券投向领域扩大，有利于挖掘更多符合专项债收益要求的项目，缓解地方优质项目匮乏对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制约，预计未来专项债券有望更多向民生和保障性住房领域扩围。

二是超长期特别国债重在“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有望加快落地。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时间表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本次会议提出“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并强调其使用方向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预计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发行超4000亿元的情况下，近期已经明确安排的3000亿元左右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将加快使用。从资金安排看，148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设备更新，并取消“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的申报门槛，或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投资形成有力提振；1500亿元资金主要是用于汽车、家电等领域的“以旧换新”，以及货车、公交车等交运设备的更新，对汽车消费和投资两端均有积极带动。整体看，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更偏向于具有“利长远”属性的急迫、成熟项目，在推动形成实物工作量、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积极作用；同时预计未来超长期特别国债将继续聚焦“两重”领域，把项目建设和民生保障结合起来，更多用于民生领域。

三是调增赤字率、增发国债可能是重要的储备增量政策。为有力支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广义财政支出增速需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甚至更高一些。但上半年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仅为-2.8%，低于名义GDP增速6.9个百分点（见图6），没有跟上经济扩张的步伐。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和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下半年财政支出增速或继续面临收入端的掣肘，其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弥合难度较大，亟待增量政策支持。预计调增赤字率、中央政府增发国债，弥补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等导致的地方财力缺口，可能是重要的储备增量政策。

（二）货币政策：多措并举加力，结构性工具有望更加给力

对于货币政策，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释放出货币政策多措并举继续加力的信号，不排除下半年继续降准、降息的可能性，同时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或是货币政策“更加给力”的关键。

一是下半年降准的概率或依旧不低。其一，配合财政政策发力的需要。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速度将明显加快，且不排除还会有增发国债等新的增量财政政策出台，为避免由此带来的短期流动性紧张和利率波动过大，央行降准给银行释放长期低成本资金的概率仍大。其二，缓解银行资本约束和息差约束的需要。一季度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54%，国有大行、城商行净息差甚至已跌破1.5%的盈亏平衡点（见图7），既不利于银行通过内源性融资补充资本金，也会抑制其投放信贷的能力与意愿。因此，为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降准缓解银行上述两大约束的必要性偏强。其三，提振信心的需要。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边际放缓、物价回升动能不足、有效信贷需求疲弱的问题较为突出，背后反映出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明显转向谨慎，投资消费意愿偏弱，降准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提振微观主体信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二是降息的窗口或仍未关闭。其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是基本面，决定利率水平宜低不宜高，本次会议也继续强调“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一政策目标。其二，当前国内私人部门偿债负担处于历史高位区间（见图8），与此同时受物价回升动能偏弱的影响，国内实际利率也处于偏高水平（见图9），导致实体部门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制约了其需求的恢复，亟需降息为其减轻负担。其三，预计美联储或于9月首次降息，且其年内多次降息的概率提升（见图10），打开了国内降息空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债市杠杆水平较高，集聚了较多风险，为防止资金过度空转、防范债市风险爆发，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货币政策在量与价两方面的宽松均受到一定掣肘。预计降准、降息会更偏谨慎，珍惜货币政策空间、“好钢用在刀刃上”。

三是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或是货币政策“更加给力”的关键。从存量看，截止6月底，年内新设的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尚未使用，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仅使用了121亿元（见图11）；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将加快疏通上述政策落实的堵点，推动存量政策加快使用见效。从增量看，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动能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货币政策总量工具效用下降的挑战，未来结构性工具加码或是货币政策储备的增量政策来源。具体方向上，会议强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不排除未来结构性政策在支持民生和促消费领域出台一些新的工具。

（三）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会议提出“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对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由4月份政治局会议的“做好”变为“切实增强”，重视程度和紧迫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是对我国前期政策效果评估后的经验总结，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影响微观主体预期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是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实现全年经济目标的现实要求。

预计有两方面举措：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包括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两方面内容。后者主要是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防止政策顾此失彼、相互掣肘。二是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推动相关部门科学研判形势变化，抓好政策出台窗口期；切实强化预期管理，充分征求意见建议，合理设置政策过渡期，确保各项工作充分衔接、有序推进；加强政策实施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分析研判，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促进政策最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四、重点工作：扩内需、提质量、促开放、化风险      

（一）扩大内需：以提振消费为重点

在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中，将“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置于首位，并提出“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反映出消费或是下半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这一方面源于居民部门存款占GDP比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见图12），意味着三驾马车中消费潜力大、恢复空间足，而出口面临外部不利影响增多挑战，投资面临经济“供强需弱”制约；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国内宏观政策“重投资、轻消费”特征明显，但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终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政策着力点转向促消费是大国经济体以内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对于如何提振消费，会议透露出以下两大方向。

一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其中提高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或是短期抓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中占比超5成的工资性收入与名义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短期提高工资性收入难度较大；但2023年以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增速低于整体收入增速较多，基数偏低（见图13），政策加力支持两者提高具有一定可操作性。一方面，会议继续强调财政政策要兜牢“三保”底线，并提出“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预计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支出有望增加，推动居民转移支付收入增速重回或高于居民全部收入增速。另一方面，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住房和金融资产等，但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存款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预计未来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将更多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提速，尤其是前者。

二是以服务消费为抓手，预计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望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支出加码可期。会议提出“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一方面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工业化中后期服务消费占比提升是长期趋势，当前美、日服务消费占比高出我国20和10个百分点以上，国内服务消费提升空间巨大，近年来国内服务消费领跑全部消费的特征已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国内老龄化、抚养比上升趋势明显，但“一老一小”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亟待政府部门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优质供给更好满足居民养老、育幼等服务需求。因此，预计未来三大方向的政策支持可期：其一，针对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的直接刺激措施有望加码，如为居民发放消费券等；其二，鼓励地方政府、企业部门联手打造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托育等消费新场景，以优质供给激发潜在需求；其三，中央政府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消费支出可期，既直接增加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又有利于更好发挥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释放居民被抑制的消费潜能。

（二）提质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表征，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的特点，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因此，会议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中长期布局产业政策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双轮”驱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质态和产业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预计政策将继续支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技术等发展，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并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与此同时，会议提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中原因在于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创新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技术的整体提升和良性可持续发展。

二是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会议首次提出“支持发展瞪羚企业与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均指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其中，瞪羚企业是指跨过创业初期后，在较短时间内以超常规速度发展，并且无论在技术、商业模式还是产业组织形式上都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企业。而独角兽企业一般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和市场潜力的未上市公司。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都是创新型企业的突出代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是发展新动能和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政策支持方面，预计或通过资金注入、技术援助、政策优惠多种途径来支持这些企业发展，协助它们解决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是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和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首提“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避免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顾条件搞同质化建设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打价格战，反而不利于技术创新发展。落后产能方面，会议提出“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当前我国部分行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与增量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见图15），有必要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能出清。预计政策将在规范地方补贴、加强退市机制等方面有进一步的举措。

（三）促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贯彻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强调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会议有三方面的部署：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继续缩减外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会议提出要“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推出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举措”。制造业方面，目前我国制造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2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实现了清零（见图16）。服务业方面，负面清单也在持续缩减（见图17），国务院已经同意增加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6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在出境旅游业务、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演出经纪机构、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等领域，放宽外资投资限制。预计未来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缩减制造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并推进服务业开放试点是值得期待的，以“促进利用外资企稳回升”。

二是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对于中间品贸易，会议延续4月政治局会议说法，继续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中间品作为链接产业上下游的纽带，是全球货物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中间品贸易对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作用意义重大。2024年一季度我国中间品贸易占比46.3%（见图18），与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高速发展阶段相比，仍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对于绿色贸易，国际市场对环保技术和低碳产品需求增长迅速，推动绿色贸易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有助于优化绿色产业链，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彰显大国责任。

三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进出口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7.20%（见图19），反映出我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间贸易关系紧密。预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将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建立更多贸易畅通、投资合作、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合作机制，推动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二是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三是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四）化风险：持续稳地产、化隐债，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化解风险方面，报告延续4月份政治局会议“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提法，但重大风险由原来的“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机构风险”调整为“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反映出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仍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隐患，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明显提升。

房地产风险方面，落实为主，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本次会议基本延续4月份政治局会议以及5.17房地产新政的提法，明确“要落实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新政策，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积极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表明房地产政策以落实为主，要继续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消化存量方面，受收益难以覆盖成本、收购主体要求较为严格等因素影响，目前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仅使用了121亿元，预计未来政策将着力于打通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的堵点，完善优化相关配套政策，如财政贴息降低收储成本、扩大收储主体范围、放宽保障房面积要求等。优化增量方面，要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在新建住房时，要注重房屋的设计、功能、环保和智能化等方面，同时考虑住房的分布和结构，以适应人口流动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此外，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预计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端政策有望进一步优化，核心城市房地产限制性政策或逐步放开，提振居民购房信心。

地方债务风险方面，创造条件加快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本次会议新增“创造条件加快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提法，透露出两方面的信号：一是在地方化债的大背景下，城投平台融资收缩问题日趋严峻，不利于经济稳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亟待政策缓解。如今年上半年不仅12个高风险地区城投债券净融资录得负增长，6个经济大省和其他地区城投平台净融资也开始由正转负（见图20），城投平台融资收缩压力增加、违约风险加剧。二是未来政策将加大支持力度，助力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一方面加快剥离城投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推动其市场化转型，形成政府与城投平台的清晰界限；另一方面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展期和置换降息等方式缓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压力，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以时间换空间。

资本市场方面，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内在稳定性。会议提出“要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提振投资者信心，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一方面，在微观主体预期偏弱的背景下，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股市持续下行，资本市场低迷可能与实体经济悲观预期形成共振，提升资本市场稳定性成为阻断这种风险相互强化的关键。如截至2024年6月末，万得全部A股指数自2021年末的高点已下跌约三成（见图21）。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连着内循环战略和高质量发展两端。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既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扩大内需潜能，又能为科创企业提供更适配的融资支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预计未来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将从三个方面入手：1）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高交易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约束和规范市场中的各类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2）加强市场主体的预期管理；3）设立资本市场平准基金，熨平证券市场非理性剧烈波动，避免股市大起大落，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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